包容的社会

2018-03-31 10:13

同样,在突发社会公共事件中民众出于恐慌心理和了解真相的需要自行发布了不完整信息,警方应该根据是否恶意来作为办案的前提,而不能以是否传播来治罪。如果警方这么做,打压的不仅是公民信息交流的自由,还会引发更大的恐慌。因为同一事件只有通传播不同视角的信息才能发现真相。同时,官方信息透明度与公信力越不足,谣言对官方话语权威就越有挑战力。本案里一个初三的孩子发出的言论甚至超过地方报纸、电台、电视台的影响力,这结论说起来就让人匪夷所思。只要一个思维正常的人就知道,部分社会闲散人员的行动绝非是一个初三学生可以影响的。杜绝谣言从重建社会信任开始,而不是严惩未成年人杨某发帖。

更多的情况下,谣言代表的是民众对某些事件的看法。从舆情角度来看待谣言,鼓励民间对官员的批评,中国古已有之。出生布衣东汉光武帝刘秀,曾经就建立过一个以民间段子为官员考核凭据的舆论监督制度,也称为举谣言,这应是官方对谣言进行正向引导的案例。所谓 举谣言 就是汉代负责省市级领导评估的三公府,每年安排工作人员收集各地的谣言加以整理,核实各地百姓对官员的评价和对地方事务的抱怨与忧虑,三公府通过会议讨论报尚书台审核最后上报皇帝,对相关官员进行奖罚。采谣言是当时民间与中央沟通的主要载体,弥补了官方封闭的信息系统的不足,也保证了公民言论的自由。崛起于战争与谣言之中的光武帝比其它帝王更明白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道理。2002 年7月4日,球星范志毅诉《东方体育日报》报道赌球和打假球没有证据,法院以新闻报导由于其时效性的特点,不能苛求其内容完全反映客观事实为理由判决范志毅败诉。从现实操作来看,记者都不能做到既当专家又要及时传播信息,保证每一个细节不出差错,警察又如何能去要求普通的民众呢?

多数网民认为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学生杨某因发帖而被刑拘事件中,当地警方的行为没有认真遵循两高关于处理网络谣言的司法解释的精神,对年仅16岁的初中生的刑事拘留存在明显的扩大化问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洪道德指出,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强调,对于未成年人羁押性措施要少用、慎用,尽量不用。

有网友指出,在生活中,我们每个人、每天都会遇到一些自己不能核实的问题,如果我们把这些疑问放到网上引发了我们所不能控制的结果就是造谣,就要受到法律的惩处,这样的处理会让每个人都胆战心惊,更何况杨某只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他对事情的预期与判断并不成熟。被刑拘未成年人杨某并没有扰乱公共秩序,最多是其言论在网上引起转发、议论而已。即便在警方回应的文字中也并没有说明部分社会闲散人员转载、浏览杨某qq空间信息后听信误导的判断如何而来,是根据部分社会闲散人员的口供还是获取的其它物证。

针对此事件,光明网评论《初中生刑拘案不能成劳教借尸还魂》指出,两高出台司法解释后,网络诽谤、网络谣言案件的判定和办理从司法层面进入了执法层面。甘肃初中生因造谣被刑拘一事展现了此事进入执法层面后可能产生的争议和变形。执法层面的严格严谨是保证法律正义性的重要一环。具体到网络诽谤等刑事案件,执法能否做到不玩忽、不构陷、不随意扩大适用法条的外延、不利用法律作为维稳工具将是对司法解释是否正义的最好说明,是对司法解释是否能有效作为、合理作为的基本保证。而一些地方试图以借题发挥的方式落实两高精神的做法恰恰是对精神本身的违背,甚至可能在客观上造成对两高精神的污名化。

知名网友才让多吉在《打击谣言不能从娃娃抓起》一文中指出,无论杨某是造谣还是质疑,控制谣言传播的重点不是在打击造谣者,而是改善酝酿谣言的社会环境。从杨某的第一条帖子看,案发三天,现场监控设施完善,而警方拿不出令群众和家属信服的结论的实际情况已经为当地社会制造出酝酿谣言的环境。而当地警方以造谣为由刑拘16岁的初三学生杨某之所以引起社会关注,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谣言的产生和社会人心与认知有关,和网络无关,网络只是一个载体,发布者只是一个鼠标而已。

早有评论者指出,在两高司法解释出台后,地方能否公正严谨执行将成为法律能否健康落地的关键,此次甘肃初中生被刑拘一事将提供一个观察的样本。执法层面的严谨谦抑会给其后同类案例的处理留下范本;相反,如果存在借法律维稳的情况,将会在事实上扩大法律适用的边界,给同类罪名被滥用留下空间。

《人民日报》评论《依法治网要警惕歪嘴和尚》指出,在许多人看来,张家川事件之所以成为舆论焦点,除了对被拘未成年人的同情,更多地还与两高刚刚出台的打击网络不法行为的司法解释有关。作为这一解释施行后新近发生的一起相关案件,其处理结果如何社会关注度较高。遗憾的是,张家川遭遇的这第一只螃蟹把少数执法人员自己的嘴扎出了血。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指出,反谣不应成为对公民进行报复迫害的借口。众多知名律师和网友也指出,程序和手段的不合法是中国走向法治社会的最大敌人。目前在一些地方借打击网络谣言之名实行的言论治罪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境地。一个成熟的社会应该是多样化的,包容的社会。我们时刻应警惕公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伤害。在依法治网的同时,要防止公权力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对相关法律条文运用上的滥用和扩大化,要警惕一些歪嘴和尚把好经念歪了。

《环球时报》评论《张家川公安局长停职释出额外信息》认为:中国互联网治理面临非常艰苦的实践磨合。两高《解释》直到今天也未能克服网上的一些不满,这种情绪在微博上汇集后,是不小的舆论力量。张家川事件显示了部分基层政府缺少逆着网上情绪准确办案的能力。两高《解释》的法律效力犹存,但这件事显然会伤害到《解释》的现实威力,并有可能削弱一些地方贯彻《解释》的积极性,增加基层的犹豫。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祝华新针对此案进行分析并指出:网民有疑问牢骚,首先需要政府的新闻发布,政务公开;其次需要新闻宣传部门耐心的说服解释;最后对于涉嫌违法的言行,才能采取某些强制措施。如果警方冲到宣传部门前头,警方涉嫌越位,而宣传部门可能是惰政行为。对思想问题还是要多用舌头,少用拳头。

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孙军工指出:广大网民通过信息网络检举、揭发他人违法违纪行为的,有关部门应当认真对待,负责任地核实,及时公布调查结果。即使检举、揭发的部分内容失实,只要不是故意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或者不属明知是捏造的损害他人名誉的事实而在信息网络上散布的,就不应以诽谤罪追究刑事责任。也是在保护公民批评官员和公权力的言论自由。

而近年来一系列网民发帖被抓事件表明,面对汹涌澎湃的网络舆情,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对网民的言论自由和公众知情权却缺乏起码的尊重。对网民所反映的问题缺乏必要的调查和反馈。他们不是首先检讨具体问题上相关部门信息公开得够不够,自身职能管理上有无值得改进的缺点,而是习惯于动辄删帖、封网,甚至于跨省追捕抓人判刑,借此来维护本部门的形象,而结果却往往事与愿违。

要让老百姓来批评和监督政府,先得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政府要做的是畅通民意沟通渠道和及时的信息公开以回应公众质疑,消解官民之间的隔阂与冲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提升政府公信力,维护政府形象。网民的参政议政热情值得珍惜和爱护,而如何把这股热情准确引导到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去,考验相关各级政府部门。

两高司法解释明确了网络诽谤、寻衅滋事等不法行为的适用条件,对一些法律模糊地带做了清晰界定,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它既是授权也是限权,目的是告别依靠个人意志、行政命令的管控,将依法治网进一步纳入依法治国的框架。但少数地方的少数执法者未能准确把握这一解释的精神实质,滥用法律赋予的权力,甚至将其作为拒绝舆论监督的手段。这样的做法无疑是十分错误的。如果执法者心无敬畏、目无法律,人们的法治信仰如何建立?如果执法者刻意曲解法律、甚至以法律名义践踏法律,执法者的权威公信又从何谈起?这也是为什么几名上海法官集体嫖娼事件会让全社会如此震惊痛斥,更是为什么党的十八大强调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执法者必须忠实于法律。

更值得警惕的是,在目前劳教制度已经开始改革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情况下,一些地方的劳教思维、劳教惯性很容易借尸还魂。应严格防止一些边界相对模糊、自由裁量空间较大的罪名被维稳工具化,进而发展成为一种准劳教性质的程序甚至制度。在高曝光度之下,公众不仅期望甘肃此案能澄清事实、依法判定,也希望在围绕案件的公开讨论中,能厘清司法解释的基本精神、并遏制那种残存的劳教倾向。因为,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是否要因为一些质疑性的发问而被刑拘,不仅关涉其本人的命运,也关系到我们今天的司法和执法将以怎样的姿态被写入历史。

张家川县公安局长白勇强被停职加剧了中学生杨某因网络造谣被拘又被释的后续轰动。一些网民出于对杨某拘留的不满而人肉白勇强,找出今年初法院判决书中他向天水市公安局一副局长行贿的证据,证明了他的带病在岗。中学生获释而公安局长落马,张家川事件出现戏剧性转折。该县官方称白的停职与中学生被拘案无关,这种越描越黑的解释只会增加官方的尴尬。

在不少公共事件中,我们看到一些地方先是自信满满,后是灰头土脸;先是无所忌惮,后是紧急灭火,对党和政府的公信力造成伤害。究其原因不外乎在土皇帝思维的左右下要么无视法律、要么曲解法律。在这个意义上,依法行政是执法者自身守法、公正审慎的必然要求,这是提升执政能力的重要一步,也才是真正对党和政府的公信力负责。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实际上,警方目前也没有证据证明杨某是造谣,而在杨某帖子中的照片最起码证明警察与群众的对峙是存在的。另外,我们从杨某的帖子中并没有看到编造虚假信息,我们看到的只是质疑、质疑、再质疑以及一些情绪话的语言而已。

《环球时报》评论连续发出多篇评论对此事件进行了探讨。认为中国基层社会的遵法和执法能力都存在一些问题。打击网络谣言只是舆论正面建设的必有作为之一,这一建设需要很多艰苦的探索和创新。没有人对该如何做很有把握,它需要勇敢、积极的探索,围绕这一点的主流社会共识或许是创造未来全社会舆论共识的前提。大城市自由派知识分子往往选择性挑出基层社会运行中的毛病,正确的做法是接受这样的舆论监督,同时以有效方式平衡、对冲这些监督造成的中国一团糟的负面假象。与此同时有评论指出,按照当地官方的说法,案件中一个初三学生发出的两条微博甚至超过地方报纸、电台、电视台的影响力,这一结论说起来就让人匪夷所思。杜绝谣言从重建社会信任开始,而不是一味地删帖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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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评论指出,警方缺乏对未成年人涉谣案件的审慎处理。站在警方的立场来看,具有煽动性的网络造谣带有社会危害性,予以重视和侦查是必不可少的。但现实中警方对此案的通报前后不一广受诟病。即便警方后来对刑拘原因再做修正,却并未拿出确切的煽动闹事证据,草率使用法律条款的做法令网友质疑。维护社会公共安全有必要对网络谣言进行打击和严处,但对杨某的处理不仅关系到一个初中生的个人命运,在更大范畴内涉及权力公信、法律公正和社会公平。特别是面对未成年人,应当以教育批评为主,法律惩处为辅,代表国家公器的警察机关处理方式尤需审慎。

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观察,今年9月17日,16岁的初三学生杨某因在qq空间发帖质疑该县一男子非正常死亡案件,被张家川当地公安以情节严重,发帖转载500次以上而刑事拘留。有媒体称此事件成为两高关于打击网络谣言的司法解释出台后的打谣第一案。未成年少年居然因言获罪,此事引起了网友和舆论的极大不满。连日来,甘肃省张家川县初中生发帖被刑拘事件相关舆情热度持续升温。而此事件中的张家川县公安局抓人后辟谣,甘肃省公安出面放人,抓人公安局长被连夜停职等多个舆情热点此起彼伏、异彩纷呈,共同推动了此事件连续数日成为网络上的舆情热点,而纷纷扰扰的事件相关舆情中的一场全民大讨论也很值得人们深入思考缤并深刻反思。

而张家川事件启示我们:两高的司法解释既是授权也是限权,目的是告别依靠个人意志、行政命令的管控,将依法治网进一步纳入依法治国的框架。而在两高的司法解释的具体实施过程中,要警惕那些把好经念歪的歪嘴和尚。没有政府的法治化,不可能有国家和社会的法治化。对于执法者而言,要求别人守法,自己先要守法;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依法行政是执法者自身守法、公正审慎的必然要求,这是提升执政能力的重要一步,也才是真正对党和政府的公信力负责。

而明智的官员从此事件中应该得到的教训是:为官者必须自身干净,才能经受得起民意的意外聚焦,才能在亿万双苛刻的眼睛审视下不现原形。被摆在放大镜下挑刺本来就是公仆必须面对的待遇。在人人为记者的网络时代,官员更要做好随时出名、随时被舆论审查的准备。

我们看到:面对两高关于打击网络谣言司法解释这一尚方宝剑和当地公安机关咄咄逼人的气势,网友们并没有急于一味的碰硬,而是避开风头,把目光瞄准了抓捕杨某的张家川县公安局长身上。网民们晒出了张家川县公安局局长行贿的证据,县公安局的办公楼等,这些陈年往事与刑拘少年一事好像毫无关联,可这些问题往往容易暴露相关官员们的软肋。近年来网络舆论往往无意间就让犯众怒的官员现原形,而这似乎已成类似的固定套路。

今日(9月25日),人民日报评论《依法治网要警惕歪嘴和尚》指出,几天来,甘肃张家川事件正在出现戏剧性续集。尽管当地政府表示公安局长的被停职与少年发帖案并无关联,然而,这前后几天的抓抓放放,无疑在消解政府公信力,而公安局长被举报、停职也验证了一个说法,打铁先要自身硬。一个自身都犯法的执法者,很难让人相信,不会在其他事件上继续冒犯法律的尊严。在不少公共事件中,我们看到一些地方先是自信满满,后是灰头土脸;先是无所忌惮,后是紧急灭火,对党和政府的公信力造成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