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样

2019-07-15 17:08

此《文集》在编辑时,参校多种版本的孙中山著作,互校其内中文字(包括中华书局1986年版《孙中山全集》,本文集称“全集本”,台湾近代中国出版社《国父全集》本),校正了错讹字或异体字 ,尽量使用统一标准的现代汉语文字和标点。需要说明的是,前文阐述的一些议论,均是编者个人编前编后的一些感悟和思索,不能强加于人,更与出版社无关,或能“疑义相与析”罢。(孟庆鹏)

当国共两党在土地革命问题上的矛盾初露端倪的时候,孙中山先生的态度也很宽容和稳健,主张“农民高兴地主也不受损失”的调和方案,努力维护国共两党在同一革命目标上的合作。这与他对我国尚未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认识有直接关系。中国的工商业资本,大都有比较深刻的农业背景,与农村中小地主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都是规模较小的工商业,伤害了这个阶层,也会形成对尚为弱小的工商业资本的打击。这里,就充分地展现了孙中山先生的天真的小资产阶级情结。

选编《孙中山文集(两卷集)》,还想尽量使读者一套书在手,就似乎能够看到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和生命的轨迹,浏览篇目,就能感受到孙中山先生广阔的视野。所以,“文集”分成了七个栏目:三民主义、社会主义、政治和政党、国家和民族、经济和建设、道德和文化、革命和生活。凡孙中山先生演说和谈话的选篇题目,均由编者根据该篇的内容,以能够展示先生的演说、谈话的语句为题,因为这样的语句,正是一语中的的警句,不但吸引人,更具点化之力,真可谓字字珠玑,飨人耳目,索性引为选篇的细目,与读者共相品读。

我国的现代资本主义工商业,是在世界资本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刚刚兴起的,国际资本不会给予任何一个弱小民族的工商业以发展的机会,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形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在我国,只有解放农村生产力,才能维护我民族工商业自身的发展,使广大农民阶层从我国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农业经济才能适合现代资本的生存。解放农民,就是解放农村生产力,就要打破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这在我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是较为突出的一对矛盾。

遗憾的是,天不假年,在土地革命斗争进入高潮的时候,孙中山先生被疾病夺去了生命。而当时,它正在为和平统一祖国而奔走。历史岂无可奈何哉。

在中国社会跨入现代化的进程中,发生了许多影响这段历史的重大事件。其中,国共合作更是不能轻描淡写的一个起伏跌宕的过程。但是应当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孙中山先生是国民党内推动合作的第一动力。这应当源于他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对共产党,对共产国际的同情和赞赏。虽然他还不赞成在当时的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式的革命——尤为难得的是,他以中国社会革命家的气度,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能够判断中国社会还没有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产阶级尚弱,无产阶级也就不够强大到足以创建政党。这个认识,无疑是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囿于他自身境遇的原因,它没有全部接受马克思主义,并试图用他的民生主义历史观替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社会发展的问题上,他认为,既然我国的资本主义还不成熟,无产阶级的队伍也就不够强大,劳资矛盾只是资本家个人和劳工矛盾的个案,并没有形成两个阶级的斗争,那么,中国就可以在这个历史时期,把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和将来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革命一并进行,为此,他提出了“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同为他避免社会矛盾的基本国策,如果这样,半封建半殖民地(他曾想称之为“次殖民地”)的中国,就可以“毕其功于一役”地跨入现代化。这曾经受到列宁关于“天真”的“小资产阶级”的批评。但是他欣赏共产国际的纲领,欣赏《共产党宣言》对人类社会远景的畅想和描绘。他甚至曾经亲自到布鲁塞尔,充满热情地到共产国际提出要求,请允许他创建的组织加入共产国际。而当中国共产党正式创立之时,他则敞开胸襟,欢迎中国共产党人,而且,基于他的政党政治的构想,去推动国共合作。这是同时代人中不能想到更不会做到的。我在《孙中山文集(两卷集)》的“政党政治”一节中,特别收录了他早期对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观察,对共产国际的理解,对《共产党宣言》的评价的文字和言论。在这一章节也能清楚地看到他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平和、豁达。虽然孙中山先生受到党内元老级人物、右翼势力如张继、谢持等的指责甚至围攻,但是,他仍然不得不用“如果……就”的句式引发文章,尽力帮助和保护共产党人的政治热情!

孙中山先生的足迹几乎遍布世界,这使他得以广见博闻,视野宏达。走向世界,更加扩大了他襟怀世界的心胸,也因此使他更加关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的新事物、新思想。欧洲、北美既然是当时世界上资本主义最为发达,也是新思想最为活跃的地区,也就是孙中山先生游历最为深入的地区,所以,他在《三民主义》十六讲当中,能娴熟生动地举例,比较世界各个不同民族的发生发展,独立和解放的历史过程,以焕发我民族独立的精神;当革命斗争遭遇挫折时,不要气馁,不要消沉,从而鼓励我国人民为民族独立和解放而奋争的勇气。

我在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学会工作十余年,耳濡目染,从一个只知其然的世纪伟人的崇尚者,到沉于孙中山思想研究学术领域的逡巡,愈益感觉到,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仅在于他与时俱进的敏锐的观察力,更在于他卓越的思想和远大抱负所赋予他的许多超前性的构想,并且这超前的构想,不但不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而且是必定要经过或是实现的一种带有十分鲜明中国特点的社会历程。他是他的同时代人所莫能望其项背的一代伟人。

后继伟人毛泽东说:“孙中山留给了我们许多有益的东西”。巍巍哉,斯言!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这样评价了孙中山先生:“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的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动,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第一次在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这是孙中山领导的。他首先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这个评价,使人们感到振奋。

孙中山不同于那种盲目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的杰出和伟大,还在于他能与发达国家横向比较,从而比任何一个爱国主义者更为熟悉自己的祖国和民族,所以,他才更知道自己的人民应当和将要做什么。他的思想,总是能够兼收并蓄,学人之长,补己之短,其吸纳百川之势,不时涌动着智慧和远识的波浪。毛泽东就听过他多次的演讲而“感到他有一种宏伟的气魄。”

“振兴中华”,是孙中山先生早在1894年就提出的。这段文字,读者可以在这部《孙中山文集(两卷集)》的《檀香山兴中会章程》一文中看到。这个当年如石破天惊的口号,历百年而不衰,一直成为一切爱国者、一切有志于祖国富强的改革家的兴奋点。自那以后,孙中山先生举起了时代的旗帜,在泥泞满地、荆棘丛生的革命道路上,开始了他艰难的跋涉。他的艰难,不仅在于他用以撬动君主专制大门的支点,不得不放在泥泞之中:同志间的误解和分歧,同代人的因袭和困惑;就是他自己,也难免“背负着因袭的重担”。他又是对生活充满热情的人,像一位即兴诗人那样,在无数次的演说和谈话中,寄托着他的诚挚和希望,寄托着他的爱国、革命和不断进步的精神。然而,他又从没有利用权力和地位谋取过任何一点个人财富,却为他那远大的目标,为一个现代的、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伟大中国而奔走呼喊。毛泽东不但称他为“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更诩之以“现代的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外,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

今年是一代伟人孙中山先生诞辰的150周年。新的中国,已经以一个世界经济大国的面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这也正是孙中山先生毕其终生孜孜以求的盛世伟业!